“新一代中国钢琴三杰”之一欧洲巡演结束 11月28日首演国家大剧院

        陈萨，世界音乐界眼中和郎朗、李云迪比肩的“新一代中国钢琴三杰”，11月28日，在刚完成一轮欧洲巡演之后，将首次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独奏音乐会。自2001年开始，陈萨在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学习，如今她常居汉诺威，也有部分时间待在北京，更多的时间在巡演的路上，她和毕契科夫、斯特拉金、艾杜·迪华特等指挥大师都有过合作，曾与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以色列爱乐等名团携手。在回京前一天，她与记者通了一回越洋电话。学琴生涯 “无公害”的成长

70后、80后的演奏家，已经逐步挑起中国音乐界的大梁。你对于自己和同龄一代的钢琴家的位置，有什么看法？

陈萨：有时候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许多老一代的大师都走了，而还没到20岁的年轻人也有一大批，我们在中间，这意味着什么？就我来说，我还没忘却对前辈仰慕、追随的心情，老一代大师的音乐审美，会一直带领我们走向未来。而我看着很年轻的小孩，确实会有代沟感。许多小孩，学习态度在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有一回我跟一个从美国朱莉亚学院来的十八九岁的孩子聊，他的竞争意识很强。他说自己本来不这样，但在学校里每个人都在攀比。我因此也看到了一个现实。
新京报：你学琴的时候，包括跟但昭义老师，以及在汉诺威求学期间，氛围很不一样？

　　陈萨：小时候学钢琴是我自己的选择，完全孩子式的，“我喜欢，所以我要”。跟但老师学琴的时候，学习班里的氛围很健康，很良性，很单纯。后来在国外也有很好的环境，安全感是少了一些，但老师会跟你聊很多，而且每周都有一个“班会”，每个学生上去弹一段，是大家都在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过程。我学习的过程比较“无公害”，没有添加化学元素。但当时在学校里也看到有些同学经常考虑的是如何去吸引人，这种意识没有错，但也可能是肤浅的。

　　新京报：跟两位同代的中国钢琴家相比，你事业的发展似乎慢得多。

　　陈萨：对我来说，从来没有一夜成名的神话。1996年只能说是奇迹般的事情，是年轻学生一个很好的经历。当时我参赛，主要是从学术上考虑的，之前我参加了1994年的中国国际钢琴比赛，成绩很好，那时接受到了邀请，才参加了英国的比赛。当时是个很大的决定，觉得比赛高不可攀。后来我跟但老师决定去试一试，不是想着要搞合同、找机会，而是想多积累一些曲子，见见世面。

　　艺术判断 商业化不该主导音乐的取向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古典艺术家担当商业代言？

　　陈萨：尽管现在的世界非常商业化，但我觉得这个变化不应该主导音乐的取向和实质。搞音乐是很个人化的东西，是要关注现实，但跟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缺了商业可能什么都干不了，但商业不应该影响做音乐的过程。目前我还没碰到过什么需要我做出对商业化妥协的情形，妥协了也不见得完全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我的音乐世界还比较完整。

　　新京报：中国现在有上千万学钢琴的孩子，都成为一个奇观了，但未必每个人都喜欢音乐。

　　陈萨：现在中国琴童经历的，不可能从体制上去改变，他们必须经过这个时期，大家才有沉淀。大家蜂拥着去学钢琴，现在还有点迷茫，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但过一段时间，肯定会冷静下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是会有责任感，但我不是超级明星。现在的社会走的是超级明星的道路，只有超级明星才会引起大众的注意，小孩才会去效仿。

　　新京报：有些音乐家不仅在做音乐，也介入社会事务。你以后会走这条路吗？

　　陈萨：所有介入社会事务的人有更强的能力，我绝对不属于这一类，但我很感谢他们的贡献，他们给人类带来了财富。我只会做个纯音乐人。如果只能说两个名字，我最仰慕的前辈，一个是已经去世的李赫特尔，另一个是还在世的索科洛夫。两个人的精神能量非常强大。李赫特尔是一个谜，他经历了化简为繁，又化繁为简的过程，到最后出来的东西，方式很简单，但传递的精神境界真的很高，甚至是“非人类”的。

　　新京报：你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一直是飞机-音乐厅-酒店三点一线的生活形态为主，跟最初的时候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陈萨：跟2001年、2002年刚开始巡演的时候相比几乎一样，但现在更充实，因为以前自己在音乐上的想法和思考没有完全成长起来，有更多机会面对孤独。

　　音乐状态 灵感是很邪乎的

　　新京报：有没有过练琴都不想碰的低潮期呢？

　　陈萨：从来没想过要放弃，但很多时候，女人容易多愁善感，情绪会波动，那时候必须要以强大的逻辑、想想自己的目标，去支撑不稳定的心境。

　　新京报：失落是因为什么呢？

　　陈萨：有时候完全没有原因，突然就那样。如果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对生活的哪方面不满，还容易解决些。

　　新京报：住在德国，可以在森林里释放吧。

　　陈萨：我家附近就有一大片森林，在自然界里真的很释怀。那时好像跟许多伙伴在一起，很舒适。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在森林里走一走，开心的时候会跑起来。我一直梦想在森林里有个房子。没准以后会发生。

　　新京报：你喜欢安定自然的环境，跟音乐会演奏家的社交生活似乎很矛盾？

　　陈萨：各种各样的生活，无论是什么计划，如果始终给它留一个位置，以后就会发生。我会结婚的，也会有小孩的，这些肯定会在我的生命中发生。生活形态的转变未必是替换式的，也许只是填充更多的元素在里面。

　　新京报：“有灵气”是许多乐评和乐迷对你的形容词。你弹琴，会感觉到跟琴发生化学反应吗？

　　陈萨：灵感是很邪乎的。我弹琴时，这件乐器带我进入了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感觉更靠近音乐的实质。

　　新京报：能谈一下跟傅聪的交往吗？

　　陈萨：跟他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你能明显感受到，傅聪身上每个细胞都在告诉你他想说什么，这是一位表达欲望非常强烈的音乐家。不需要他上课一样跟你提要求，他也许边弹边唱，你就会被感动，而得到启发。

　　新京报：冒着“绝对化”的险，问你对欧洲、美国和中国的观众，有什么不同的印象？

　　陈萨：美国的观众几乎不管你弹得怎么样，他们都会很欣赏，但这是很好的呀，他们很善于让别人感受到满足感。欧洲观众稍微挑剔些，但当真的觉得好，他们会发出喊叫，站起来鼓掌。国内观众也许是最挑剔的，哈哈。

　　新京报：在德国朋友多吗？有没有乐迷成了你朋友的？

　　陈萨：我没有刻意去融入汉诺威的音乐圈。待在德国的时候，经常跟搞音乐的好朋友们，一起吃饭，聊聊音乐。在美国，有一些忠实乐迷，会主动提供他们的车子，把我带到这里那里，不要报酬。在国内，有些乐迷很喜欢音乐，聊得来，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

　　■ 人物

　　不同于郎朗和　李云迪的陈萨

　　1996年，不到17岁的陈萨，作为最小的参赛者，出现在英国利兹钢琴比赛的决赛舞台上，当时为她协奏的是西蒙·拉特执掌下的伯明翰城市交响乐团。小女孩获得了第四名，但英国乐坛已记住了她，把她请进了伦敦的音乐学府。四年后，她又获得了一个第四名———波兰肖邦国际钢琴大赛。这届赛事，另一个中国名字———李云迪横空出世，陈萨的光芒似乎被遮盖了。不过随后在另一项钢琴顶尖赛事———第12届凡·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中，评委之一的约瑟夫·卡里希斯坦评价说：“从没听过如此这般出色的肖邦奏鸣曲”。别的评委们大概所见略同，于是把“水晶大奖”颁给了陈萨。

　　不过，大赛们似乎没怎么打扰陈萨的宁静。在同门师弟李云迪话题不断、“超级明星”郎朗一张接一张地发表畅销唱片时，被乐评界视为“新一代中国钢琴三杰”之一的陈萨，今年10月才刚发表了首张全球正式发行的录音室唱片———在PentaTone（五音唱片）厂牌下录制的肖邦两首协奏曲。其实早在2003年，陈萨曾在JVC旗下出了一张《肖邦印象》，但据她说，跟唱片公司各方面的机缘都不成熟，“遭遇不顺”。这次录制的依然是肖邦，但是肖邦的“大部头”，大山一样的前辈们———李赫特尔、波利尼等人，早已有了难以挪移的“范本”。陈萨说，不会想着要去超越。她弹琴，不论曲子有名无名，追求的是自己“到底想说什么话”的方式去演绎。陈萨在新唱片中的表达，当即被伦敦“古典调频”电台选为一周焦点唱片，在每天上午播放，并被评为当月“最佳唱片”；而11月的《BBC音乐杂志》刊载了这样一句评价：“她的演奏将音乐造诣与诗意结合得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