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浜》、《杜鹃山》和《红灯记》，已经上演的两部剧目票房一路飘红。种种迹象表明，样板戏已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上世纪80年代完全受批判、遭质疑的境地，成了大众文化菜谱中的一道特色菜。事实上，不仅是“青春版”的演员引人注目，排除老艺术家们精湛的技艺，样板戏勾起的青春回味才是它今天大热的秘密所在。

　　由来 《沙家浜》复排带动怀旧

　　“有些是全家来的，有当年一同插队的知青结伴来的。大家通过这场演出怀念青春、忆旧、团聚……每当一个唱段起始，观众席里会有释然颔首的小小骚动，好像相逢的故友。”这段文字来自1991年对北京京剧院《沙家浜》复排上演的新闻报道。据考证，“样板戏热”这个词的使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其实，同样的情景近些年在各种“样板戏”演出中都有重现：

　　2004年1月25日，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了一场名为：“名角贺岁———传统与现代京剧新春交响音乐会”，即便票价高达580元，仍是一票难求。当晚，当年李玉和的扮演者钱浩亮压轴演唱了《红灯记》中的选段，那一个亮相一句唱，便让无数戏迷彻夜难眠。

　　2007年1月2日，钢琴伴唱京剧《红灯记》和钢琴组曲《红色娘子军》的原创作者、首演者演奏家殷承宗在保利剧院再度奏起了40年前的熟悉旋律，全场爆满，气氛极其热烈……

　　如今，“青春版样板戏”又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老戏迷对这次新的演员阵容品头论足，而也有年轻人大赞这样的戏“有精气神儿”。

　　教训 “软化”台词吃力不讨好

　　据说，上海已故老文艺评论家王元化曾对样板戏在当今居然还有观众而感到极大困惑，样板戏带给他们的是噩梦般的回忆。可是普通观众却会对老人家说，其实他们喜爱的不是样板戏本身，而是样板戏所唤起的青春岁月。

　　“我们如今的演出都是按照以前的版本进行，音乐、唱词、表演都没有任何改动。”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陆翱告诉本报记者。记者了解到，在近些年的演出中，有些院团曾试图软化样板戏特有的政治情节，对一些极左的台词做过微调，可是这样的演出却换来了观众的倒彩。“观众闹得太厉害了，演员不肯再用新词演唱。”上海京剧院副院长黎中诚说。

　　“样板戏凝聚了当时老艺术家的所有心血和汗水，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所以才能成为精品。”谈到样板戏的现实意义，陆翱表示。曾参与创作《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等剧的老艺术家高牧坤则认为，不仅今天人们对样板戏的热情依旧，哪怕再过十年二十年，样板戏的经典性仍无人能超越。

　　表演 样板戏比传统戏更难演

　　此次出演青春版《沙家浜》的知名演员王蓉蓉表示，样板戏虽然看上去表演流畅，旋律也是朗朗上口，但对于演员来说，却比演传统戏还要难。

　　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现场，很多老戏迷都会品头论足，因为但凡上了岁数的人，大多都看过当年的电影版，对原来演员的形象、水平印象深刻。因此王蓉蓉认为，如今的演员演样板戏不仅要演好，还面临被比较的压力，虽然每个主演会有自己对人物的理解，但是每个动作、一颦一笑依然会遵循最初的模样，毕竟“从艺术上讲，它永远都是经典，永远经得起推敲。”

　　菜鸟入门

　　《红灯记》

　　故事取材于电影《自有后来人》，阿甲和翁偶虹成功地将其改编成现代京剧《红灯记》，由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高玉倩、刘长瑜、袁世海担任主演，堪称革命文艺史上的“里程碑”。

　　《杜鹃山》

　　原是上海青年艺术剧院于1963年上演的一部话剧。当年，北京京剧团将其改编成京剧后，裘盛戎、马连良、赵燕侠、谭元寿等著名京剧大师倾情演绎，演出空前火爆，周总理也在百忙之中观看了演出。

　　《沙家浜》

　　北京京剧院的“看家戏”。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是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于1958年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一个抗日传奇。1963年，北京京剧团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等人将其改编成京剧，最初名为《地下联络员》。毛主席观看演出后建议剧名改作《沙家浜》。

　　革命样板戏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定产物，是江青等人把当时一批文艺作品视为开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代表，所赐的封号，如今已改称“现代戏”。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刊载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首次在党报上使用“革命样板戏”一词，并列出八部作品：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曾垄断中国舞台达十余年之久。

　　首版《杜鹃山》副导演、主演高牧坤解析样板戏文化

　　那时候我们搞创作是“赤胆忠心”

　　高牧坤是样板戏创作年代的经历者。

　　参与首版《杜鹃山》（上图）创作的高牧坤表示，他们当时的状态特别单纯。

　　国家大剧院连日来的样板戏演出，让样板戏再次回到视野，采访中记者也发现更多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当时能出现这么激动人心的艺术作品，而思想意识和文化娱乐全面发展的当代，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看戏的感觉？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京剧院导演高牧坤。作为目前国内最著名的戏曲导演之一，高牧坤是样板戏创作年代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他不仅作为副导演参与了当年《杜鹃山》的创作，还曾为《智取威虎山》出谋划策。

　　首先它是主旋律

　　新京报：在你看来样板戏的经典性在哪里？

　　高牧坤：我认为首先它是主旋律，就是如今所谓的“红色经典”，主流文化。这是一直传唱到今天的一个因素。其次，是它的艺术性，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继承和发展上，它能把传统的东西“改朝换代”。比如《智取威虎山》里《滑雪》的场面，就是从生活中提炼来，它有戏曲的马鞭步伐，也有舞蹈动作的结合。记得当年创作的时候，曾有人问我，为什么传统戏的林冲能载歌载舞，现代人物不能载歌载舞呢？这句话很有启发性，所以你看现代戏里，很多动作都来自传统戏，却又有新的舞蹈语汇的融合，可这么做都在情理之中，包括唱词，是现代的词汇却又是诗化的念白，言简意赅中概括了无尽的想象，这就是现代戏的艺术含金量。说明它有反复欣赏的价值。而不是像如今一些大制作，很宏大很壮观，可看完就完了。这也是为什么一出《沙家浜》，到今天演还是爆满，全场跟着一起唱。这就是京剧的魅力。

　　那时搞创作就如同搞革命

　　新京报：那时候讲求十年磨一戏，这对于创作是否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高牧坤：没那么夸张，十年是说它一直在不断地改进。《杜鹃山》第二稿一直到排练，花了将近三年半，这里渗透了所有创作者的心血，大家都一条心要把戏搞好。

　　新京报：但那时是不是所有创作者都战战兢兢，因为如果创作不好就会“倒霉运”？

　　高牧坤：我觉得并非如此。那时候人们是单纯的，像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把青春都献给了这个事业，才创造出这么经典的作品。当然有你说的一面，比如有的人被下放干校，但如今有些人却把个人恩怨，跟整个艺术混淆了，抹杀我们那一代人的心血。其实，那时候我们搞创作就如同搞革命，被看做是“赤胆忠心”。记得当初创作《杜鹃山》时，我爱人生孩子，早上六点多钟开始肚子疼，我把她送到妇产医院然后去上班，等到十二点，我排完戏骑车回医院，孩子已经生完了。

　　创作环境宽松了，人却浮躁了

　　新京报：那为什么现代的创作环境宽松了，却超越不了原先的作品了？

　　高牧坤：因为浮躁。十几天搭出一出戏来，愣说传世佳作，你说能不浮躁吗？

　　新京报：为什么如今演样板戏都不会改动，是因为标签吗？

　　高牧坤：除了制作有点走样，大样没变。记得当初刚恢复《杜鹃山》的时候，团里问我有什么修改没有？我说没有。我觉得它就跟《四郎探母》一样，该回家还得回家，不能留下佘太君吧。所以历史作品需要尊重，那个年代创作者的历史贡献也是如此。

　　新京报：如今再度演出样板戏是否也会存在问题？

　　高牧坤：当然会有。现在有一个怪现象，很多院团排戏为了图省事，仅仅按照电影录像来排练。可是电影是从镜头出发，没有上下场。但京剧讲究的是真传实学，现在样板戏也一样，不能看完电影就排演，结果把样板戏真正的精华全都丢掉了，这对那些戏是不负责任。